—— 从6000点到3000点的反思之二
A股冲上6000点和跌破3000点的过程中，政府应否干预股市一直是舆论争论的焦点。事实上，政府在市场上涨过程中，推出了提高印花税、暂停新基金发行等举措来抑制过热的市场；在跌破3500之后，政府推出了限制大小非减持、降低印花税等举措来稳定市场。当市场逐渐平静之后，我们有必要对股票市场中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进行反思。
就这个话题，我在去年和今年分别写过两篇博客。
一篇是去年年初，关于中国股市是否有泡沫的大争论时候，我写了《格林斯潘你错了——面对泡沫，政府应该干预》。主要观点是：1、中国经济，特别是中国资本市场，远远没有到达发达国家的成熟程度，市场自身的调控功能还很不健全，完全寄希望于市场的自我调控，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。况且，资本市场本身就存在overreaction机制，要等到市场机制发生作用，往往为时已晚。2、中国有特殊的国情，政府在股市低迷的时候，一直大力干预股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不在股市出现非理性繁荣的时候进行干预，势必进一步形成投资者的道德风险，加大投资者对市场的乐观预期。股市下跌的时候期盼政府干预，股市上涨的时候反对政府干预，这是投资者的普遍心态；但长此以往，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只能越来越差，股市越来越不理性。
一篇写于今年4月中旬，大盘跌破3500点，舆论就是否应该救市争吵激烈时，我写了《救市虽无必要，松绑迫在眉睫》。当时的观点：不能一概否认救市的必要性，但救市应该严格界定在市场机制失灵的前提下。从6100点下跌到目前的位置，确切的说是过热的理性回归。这时候，政府确实没有必要直接入市干预，但政府有必要给市场松绑，如降低印花税，推出股指期货、融资融券等，完善市场机制，改变单边市格局。
政府和市场的边界，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话题。亚当.斯密开拓的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市场“无形之手”能够解决一切问题，坚决否定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。凯恩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“供给自动创造需求”的假说，提出了“相机抉择”的政策原则，为战后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石。80年代，新古典经济学对“凯恩斯主义”进行了“否定之否定”，而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相继在美国和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实践，使倡导“纯粹市场主义”的新古典经济学重回主流经济学的舞台。但近年来，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，这一理论也受到严重挑战，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，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，强烈反对政府放任自由、实施彻底私有化和市场化的“市场原教旨主义”，并把它看作是全球化时代最危险的敌人，主张建立体制转型与经济稳定增长统一的目标模式，强调政府对转型的主导作用及信息的重要性。
中国股市中政府和市场的边界，更是争吵得一塌糊涂。在股市快速上涨的时候，关于政府要不要控制泡沫的争论不绝于耳；在股市连续下跌的时候，呼吁政府出手救市的呼声也会一浪高过一浪。
要回答中国股市政府和市场的边界，正如宏观经济领域一样，很难有标准答案。因此我的观点也是一家之言。我的观点：
（1） 中国股市“新兴＋转轨”的特征，决定了中国股市更容易存在过度反应，上涨时如此，下跌时也会如此。这样的特征，需要政府在适当的时机，以适当的方式干预市场的过度情绪。过热的时候需要，过冷的时候也需要。因此，就这个意义上而言，我不赞成“纯粹市场主义”的观点，“股市自有沉浮，政府不应救，不能救，亦不必救”不适合中国的国情。
（2） 现实中，中国政府大致很难回避在市场大幅度下跌后出来救市的责任，如果不这样做，政府受到的舆论压力和利益集团压力恐怕很难想象。既然政府不能回避下跌过程中的救市行为，政府同样有义务在市场出现非理性亢奋的时候适当给市场降温。单边干预会造成巨大的“道德风险”。因此，去年提高印花税、今年降低印花税的举措都是合理的。（很多受5.30之累的投资者或许很难接受这样的观点。我不否认某某部“出尔反尔”和“半夜鸡叫”有值得商榷和改进之处。）
（3） 政府干预股市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识别泡沫，如何有效控制泡沫，政府有时候的干预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。格林斯潘就感叹：人类迄今为止没有找到对付泡沫的灵丹妙药。因此，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“新兴加转轨”的理由上而不断地希望政府出手干预股市，市场化取向应该作为我们坚定的发展目标。
（4） 政府要做的事情是逐步理清自己和市场的边界，有几点原则应该坚持：一，坚持“放松管制和强化监管”并进的原则。当前，政府越位、错位的事情屡见不鲜，要培养一个成熟市场，一定要把应由市场决定的东西交还市场。政府把精力放在建设基础性制度上，并强化对违规者的处罚力度。二，消除“指数拜物教”，逐步放弃对指数的过度关注和调控。当然，在市场出现非理性异动的时候，必要的风险提示或者维护信心也是需要的。 |